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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今翻译遭遇了危机。在日益普及的数字翻译中，文学翻译显得非常可疑。数字时代，一切交流、理解和表达被信息化，甚至蜕变为数据传输。翻译在变得容易，语言之间的隔膜在减少。但是，翻译越来越与译者的外语、母语潜能无关了，往往成为了数据的操作。语言、形式和体验在翻译中的生成，被终端操作所取代。这种操作在信息层面是对译者语言能力的增强，但在写作层面，是削弱。我做翻译，本来是为了接近一个作品和作品中的世界。这一“接近”无疑不会是完美的，因为我们的语言有限，我们的理解不足，我们的表达不够。但数字时代的翻译出版，要求的是“完美”，准确意义上的“完美”，并不关心译者在译文中生成的经验、声音、态度和目光。当然我见到许多优秀的译者依然在数字翻译之外经营着翻译的事业，他们值得尊敬。但对我来说，翻译，尤其是为了出版而做的翻译已经失去了魅力。所以我现在暂停了翻译这个“工作”。
  
    当年，《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甫一公布，其中最夺人眼目的是“学规”第一条：“堂中功课，中文西文各半。”其时尚在福州的林纾作《闽中新乐府》，专有一首《兴女学》“美盛举”，称颂中国女学堂的筹建。诗中也特别提到：“果立女学相观摩，中西文字同切磋。”足见对此条印象深刻。而梁启超在该章程的“办事人员章程”部分，也拟定了“堂中暂设教习四人，中文西文各半”的相应规定。日后，中国女学堂确实聘请了最多时三位的西文教习，英文也成为该校一门重要的主课。加上其他西学科目，中国女学堂作为新式学校的性质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