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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篇幅不大，主体由三篇论文构成。第一章“血脉与学脉：从人伦困境看颜元的学术思想”借助“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和心理“创伤”这两个概念，对颜元的思想作心理史学的分析。书中强调身世之变与颜元的学术转向有着重要的关联。被谓身世之变，简单地说，出身河北保定博野县的颜元父亲幼年被邻县巡捕朱氏抱养，颜元四岁时父亲离家出走，在这种境况下，颜元自小姓朱，十九岁中秀才，取学名邦良，直到三十四岁时，颜元才得知自己的身世。三十七岁时，朱邦良改名“元”，两年后改组归宗，成为“颜元”，某种意义上这是颜元的“第二次出生”。五十岁时出关寻父，这“在颜元一生中，是仅次于身世之变的一场大戏，也是其一生事业的高潮”。总之，“对于把学问和生活打成一片的颜元来说，血脉意识和学统观念不但互为隐喻，甚而根本深入彼此的内涵：践行孝道既是在肯定自己的学脉，也是用实际行动维续儒家的道统”（88-89页）。
  
    对于康熙来说，同时代的西方人在书信著述中往往称之为文化包容的开明君主，这主要得益于传教士发回欧洲的信件或回到欧洲之后出版发行的回忆录著作。由于传教士在宫廷之中的行走任仕，认识康熙这位清初帝王，不仅需要借助汉字书写，也得借助满蒙文字的补助，又需要借助欧洲拉丁文来重塑这具仍被对方争执的血肉之躯。传教士与康熙私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传教士在清初时期的历史地位，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康熙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