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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年11月初，梁启超离沪南下。尽管10月27日在郑观应家中，盛宣怀与经元善笔谈（因经氏耳聋），已赞许“女学堂之举甚有益”，但经还是不放心。梁行前，经元善仍叮嘱其恳请盛宣怀“由汉发一电”，与施则敬、严信厚、唐廷枢、郑观应诸公“协同提倡女学堂”。而行至武汉，梁一路又接连收到经氏三函一电，一再表达务请盛“竭力提倡，以助厥成”之意。可惜，梁晋谒两次，未能面见盛宣怀本人，却还是负责任地转交了经之电文与函札，并留下一信，于道明原委的同时，亦力陈“女学一事，实今日中国开民智之根本”。此信写于11月9日。其实，所谓“以助厥成”云云，最关键的是经费问题，这也是经元善致函盛宣怀的核心议题。并且，早在女学堂筹划之初，经元善已虑及单靠捐款，没有稳定的常年经费，根本无法维持。故请求盛同意在轮船招商局与电报局捐助北、南洋公学经费内，“每岁借拨二三千金”，“以三年为度”。梁代达后，盛宣怀回复称，“款本不多，公学尚不敷用”，以此拒绝了二人的请求。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清楚看到，自晚清发表《论女学》开始，梁启超始终在追踪世界潮流，把现代中国的女子教育问题放在西学西制的脉络中阐述和把握。早年，他看重女性作为社会成员与国民的身份，故强调女学与强国的关系，更多要求女性从事社会劳动，直接为国家创造财富，以此看好男女无差别教育。民国后，梁氏虽仍关注教育与就业话题，却已偏向女子教育的特殊性与适宜性，甚至有意凸显女性作为家庭成员、尤其是母亲的角色，在社会劳动之外，为女性从事家庭教育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发声。而其前后的变化，多半都是因应时事所做的调整。其间唯一不变的，则是梁启超以女学为第一义。中国北朝隋唐佛教的天王图曾流行了几百年，成为壁画、雕塑和绢画等载体表现的耀眼艺术，天王威猛盔甲形象中的胸甲圆护镜却很少受到关注。本文从敦煌流散出去的英国《行道天王图》绢画，法国《毗沙门天王像》幡画画稿，开运四年（947）纸本版画《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榆林窟第15窟胸甲人面天王图壁画，结合长安、洛阳等地出土的中古时代天王俑造型艺术进行梳理分析，追踪了罗马胸甲艺术流传入华辗转的演化，确定中国天王胸甲护镜中的人脸、鹰隼、狮头等造型，均源自希腊罗马的西方艺术，是敦煌画像与壁画中研究的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