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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而论，梁启超1922年为女性指点的四种最优职业，确有相当的前瞻性。以图书馆管理学而言，1920年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的创立，标志着现代图书馆学教育落地中国。梁启超本人对图书馆事业更是早有投入，1916年发起创设松坡图书馆，1925年出任刚成立的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部部长，后又同时担任国立京师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两馆馆长。其次女梁思庄也因听从了父亲的建议，改学图书馆学，最终在此领域成为著名专家，切实为梁启超的职业指导提供了一份成功案例。其他如会计学、新闻学，当时也都是刚刚起步，甚至号称“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的潘序伦，1921年才进入哈佛大学选修会计学，可见梁氏为女性选中的职业，多为更具发展空间的新兴学科。即便在传统中国根深叶茂的史学，自梁启超1902年倡导“新史学”以来，从理念到体裁均已发生巨大变化。以梁氏之不懈耕耘，自信：“假如我将来于学术上稍有成就，一定在史学方面。”而将自己深爱的学问期许女性，也体现了梁启超对女性的极大尊重。
  
    他所琢磨过的东西变得意味深长，他所塑造出的东西看着他，仿佛为此感到幸福，而且，直到今日，它们还在这样看着我们。与出身贵族的托尔斯泰不同，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生于一个“偶合家庭”，这个家庭遭受持续的困扰，生怕失去通过巨大努力方才获得的体面的社会地位。他的天赋并非在“贵族之家”养成，而形成于一座大城市的忙乱背景之中，诸如屈辱、无法满足的抱负、每日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悲剧性的社会冲突等。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热衷的人物，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单调贫乏的人（尤见其文学处女作《穷人》），生活在其自足幻想世界中的浪漫幻想家（《白夜》），或被不健康的雄心和精神分裂症幻觉吞噬的人（尤见《双重人》）。他几乎所有小说的场景均为圣彼得堡，在一个刚刚脱离父权制情愫和感受的人看来，这座城市是一个奇异的、陌生的、不真实的世界。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圣彼得堡便很像果戈理笔下的圣彼得堡：一座雾和白夜的城市，一座脉搏不断加快的鬼城，它象征着那种源自西方、摧毁“神圣罗斯”的和平生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