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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日常性质的工作要更有弹性，职业阶梯也需要更为现代化。对于许多父母而言，减少投入到有薪工作的时间，不只意味着收入的暂时下降，还会永久性地损害职业前景。这个问题在戈尔丁所说的“贪婪的工作”（greedy jobs）中表现得更为严重。这些工资为投入漫长和不可预测的时间提供了丰厚的经济回报。法律、金融和管理咨询都是很好的例子。如果你想要升职，就不能休息。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中有一方继续在职业阶梯中最大化收入，而另一方退下来更多地照顾家庭就是合理的。通常，这分别对应着父亲和母亲。这些行业的职业结构不仅刺激了父母之间的明确劳动分工，还在事实上加强了这一分工。因此，这些行业成为收入性别差距最大的行业，就不足为奇了。从事法律和金融工作的女性的收入仅为从事该行业的男性的77%。从密歇根大学毕业、获得法学学位15年后，五分之四的男性每周至少工作45个小时，而女性的工作时间只有男性的一半。近四分之一的女性从事兼职工作，而男性中这一比例仅为2%。
  
    譬如，“垃圾”的口述先以“我年轻时候做过顶勇的事情就是领头去把东湾人的船烧了。我赖尾坐了好几年牢间，但是冇点后悔”[17]开场，随后片段性地讲述“垃圾”的由来，进而开始讲述自己的生平，其间又反反复复穿插一些额外信息，如“对了，张良山那边跟我同辈的叔伯兄弟都是克字行的”“过去这么久了，要是不讲起，我自个也记不得了”[18]，直到最后烧船事件和被称作“垃圾”的原因才尽数揭晓。在这里，讲述顺序的打乱一再延宕了故事的逻辑和真相，但也正是如此，“垃圾”的心路历程才得以更真实地呈现。当他反反复复提及自己姓甚名谁（陈宗鹏、姓张的、阿巧、阿大、呼保义、垃圾），用被拐卖女人的遭遇自我安慰，以及拖延烧船事件的时候，也正是他不断以自嘲的方式隐瞒伤痕的时刻。那一瞬间，找寻到自我归属的“呼保义”终于还是逃不过投降的命运，戏里戏外，在记忆切片下同归于尽。